我得承认自己缺乏一种勇气。
直到观看了电影《山楂树之恋》之后,我才觉得是时候、也是不得不对一本小说,一本名为《寻找知青杨春花》的小说,说点什么了。
事实上,我读这本小说只用了5个夜晚。但在读完小说几个月之后,我一直不敢再去碰它。仿佛就是心里一块隐隐作痛的伤疤。因为小说里的人和事情,重新唤起了我童年里的一段回忆。一段美好、朦胧、而又略带酸苦的回忆。
对于上个世纪5、60年代的人来说,知青生活他们是再熟悉了解不过;对于上个世纪70年代出生于农村的我来说,“知青”只是一段几乎就快要被时光淡忘掉的记忆。但是,因为《寻找知青杨春花》的撞击,这段记忆又顽强地复活,并愈发裎亮和坚硬。“贫穷实在是一件悲哀的事情,但童年时光总是令人难忘的”——或许,小说中的这句话,也就是我对“知青年代”的童年生活,怕疼般不敢回忆和抚摸、因为世俗和虚荣而不敢直面自己的出生及童年的真实写照。
但是,《寻找知青杨春花》仍然真实地再现出,我们童年时期的故乡、单调乏味而杂乱无比的农村生活。衣、食、住、行匮乏或简单,文化生活近乎没有,人们观念介于封闭与突破封闭的边缘,在“一切忠于毛主席”的口号下面有人热血沸腾、有人唯唯诺诺、有人偷鸡摸狗、有人假公济私……“我住的地方是生产队的保管室,是五间盖着茅草的大土房,孤独地矗立在村头的一道山梁上,知青来后就腾出两间作为知青住房。”“吃过晚饭,我们坐在晒坝上聊天,山里的月光特别清亮。”“阿依场很小,房子不多,公社大楼是一幢石墙房子,用白石灰粉刷,在墙面的正中,是一幅巨大的毛主席画像,毛主席戴着红袖章,挥着一双大手,画像旁边是一副标语: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这样在小说中随处可见的白描文字,就像一个憨厚质朴的老农民在向你不紧不慢地讲述,让你感到时光倒流、回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
《寻找知青杨春花》小说中的主场景是“武陵县阿依乡”。本人理解,这个地方应该是作者的故乡、现重庆的彭水县。彭水县位于渝东南,聚居着苗族等少数民族,坐拥阿依河等自然风光,品读《寻找知青杨春花》,也就不知不觉地对当地的风土人情、人文地理进行潜移默化地吸收。
“一见面,他喊我“娇阿依”,我愣着不知是什么意思。龙解放在一旁告诉我,“娇阿依”是当地苗语,“阿依”指美好和幸福,“娇阿依”是指美丽的姑娘。”
“大山的木叶烂成堆,只因小郎不会吹,几时吹得木叶叫哎,只用木叶不用煤。高坡上种荞哪用灰,哥妹相爱哪用媒,要得灰来荞要倒,要得媒来惹是非……”(《木叶情歌》)
“鼓槌拿一对,打进歌场内,麻布洗脸初相会;早晨来得早,露水一条河,打湿丝鞋白裹脚。”(《“扬歌”》)
“叫我唱歌就唱歌,开口唱个牛皮歌;唱个鸡公生鸭蛋,唱个鸟儿头长角;唱个河水倒着流,唱个岩头滚上坡;唱个蚊子扯哈欠,唱个糠壳搓成索……”(《“牛皮歌”》)
“看到太阳下山岭,敲起锣鼓送神灵;有的神灵跨鹤走,有的神灵骑狮行;只有土地无处走,岩板底下且安身……日头下了岩,锣鼓幺了台,今天放工早,明天早点来。”(《送神歌》)……
如是等等,在翻动记忆深处的同时,也让一幅幅色彩斑斓的少数民族风情画,在读者脑海中展现而过。也因为如此,本人才猛然将《寻找知青杨春花》和正红的《山楂树之恋》联想到一起。也许是因为对《寻找知青杨春花》的故事场景过于熟悉,本人固执地认为其时间跨度、时代历史背景、故事发生地风情乃至故事情节,应该都不逊于《山楂树之恋》。
如果是这样,《寻找知青杨春花》要是被搬上电影或电视屏幕,会不会再度敲醒人们尘封已久的心扉,让浮躁、焦虑、心神不宁的现代人们,冷醒而思索点什么?据称,小说作者的最大愿望,也就是能够改编拍摄成电视剧,使“小说丰富的意蕴,强烈的时代感,独特的民俗风情,让人受到感染、产生共鸣”。
在观看电影《山楂树之恋》以后,我对《寻找知青杨春花》改编成电视剧更是充满了信心。如果,重庆市宣传文化部门,和彭水县能够慧眼识珠将《寻找知青杨春花》仔细打磨、深度加工,在其丰厚的时代背景基础上、赋其更为深厚的地域传统文化、风土人情,相信她不仅会是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还能成为彭水县、乃至整个重庆“文化强市”征程中的一张闪亮的“文化名片”!
“这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它纯粹但并不单纯,它是文学作品但完全可以当作历史来读。作品忠实于原生态,将生活的本真过程及隐秘角落还给历史,再现了记忆的真髓,有着生命真实的视觉、听觉、知觉、痛觉和耻感,有着不可忽视的精神容量和社会价值。不论男人还是女人、老年人还是青年人、城里人还是乡下人,都能从中得到大量的、真实的信息,从而嗅出自己人生经历的气味,找到自己曾经的影子,收获一份难得的感动。”(周勇语)
本人将重庆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周勇教授对《寻找知青杨春花》的评价引用为结尾,是想以此呼应文章的标题,“山楂树”之后的“杨春花”,完全有理由更出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