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孟买贫民窟的孩子们。哪里的贫民窟都是一样的。 金立旺摄

《布满贫民窟的星球》，(美)迈克·戴维斯著，潘纯琳译，新星出版社2009年11月版，32.00元。

《泰利的街角———一项街角黑人的研究》，(美)艾略特·列堡著，李文茂、邹小艳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版，25.00元。

　　如果外星人对地球进行观察，他们也许会发现人类是这颗星球上最奇特的物种。其他群居生物不断增长的种群规模一旦超过某个极限，往往开始分裂，各自占据一块栖息地继续增长。有时，不分群甚至会给种群的生存造成危害。然而人类在最近几百年间呈现的是一个相反的运动态势：他们聚集到一起，忍受着拥挤、嘈杂、恶劣的生活环境、低质量的食物、空间上的不自由，享受着前所未有的生活便捷，陶醉在日新月异的变化之中。

上究竟是否应该选择在城市生活？城市生活有何利弊？……但正如GDP平均值不能完整描述一个群体的GDP特征，用折中的思维方式看待城市问题时，恰恰忽略了几十年来城市化过程呈现的重要特征：两极分化。也许对某些人而言，城市几近天堂，但对另一些人，城市比地狱还要糟糕。没人否认城市生活有利有弊，但享受其利和承受其弊的，越来越不是同一群人。

《布满贫民窟的星球》正是在一个充斥着美化城市生活话语的年代，讲述城市生活的“硬币另一面”。其中，在城市生活对很多人而言已远非自由选择的结果。在每年涌入城市的移民大潮里，失地破产、受生活所迫者很多，被“成功梦”劫持者亦不为少。怀有一技之长者很快跻身上层阶级，受过一定教育、勉强能自谋生路者成为“蚁族”，那些既没受过教育，也无背景者，自然就是“城市贫民”，“贫民窟”可以认为是其被动聚居之所。“城郊贫困——— 一个悲惨的人类世界，大部分切断了来自乡村的生存团结并游离于传统城市的文化和政治生活之外——— 是不平等的最新面孔”。

用废弃物拼凑成的临时住所、肮脏拥挤的厕所、漂浮着粪便纤维的饮用水、肆意蔓延的传染病、沦为乞丐的孤儿、邪教的流行……各国城市贫民的生活状况不尽相同，但城市贫困已成为国际性问题，它所导致的新一轮空间重组，也是全球性的。作者说道：“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是都市政治空间的基本重组，包括对贫民和富人生活交叉点的激烈缩减。这种重组超越了传统的社会种族隔离和城市分割。”贫困加剧的同时，富人在自己的家园周围建起一道由水泥、栏杆、高科技、安保人员和各种服务浇筑的围墙，自成一个个地狱中的天堂，如书中引述的杰罗姆·西布鲁克的观点指出，在这种“金色囚笼”中，第三世界城市资产阶级“不再是他们自己国家的居民，而成为一个属于和自我效忠于一个超地球金钱王国的流浪者，他们变成了财富王国的爱国者，无所不在和不可捉摸的金钱国度的国家主义者”。

这一阶级不仅要在空间上与贫困隔离，还要将贫困彻底清除出视听范围。书中引述了劳拉·鲁杰里在讨论香港的棕榈泉时的观点：第三世界精英追求一种“仿真生活”——— 以电视影像中神化了的南加利福尼亚为模型———的当代诉求，意味着“要成功就必须划界———(特别)是隔绝于日常景观”。上个月韩寒在“世博论坛暨第四届嘉定汽车论坛”上发表演讲，简单的开场白之后，韩寒第一句话便是：“我讲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糟糕。”视频直播信号随即被掐，文字直播也中止。韩寒的演讲并未触及诸贫民窟问题，但政府对大城市中产阶级的视听洁癖，倒的确是体贴入微。

然而富人并非绝对强势，穷人不时也有机会以牙还牙。在河内郊外，农夫和渔夫常常被城市开发连根拔起，城市和工业废水如今通常被用作免费的人工肥代用品。研究者们质疑这一有毒实践并发现了“蔬菜和鱼类生产者们对‘富有的城里人’的犬儒主义：他们并不在意我们，(对农用地)给予无济于事的补偿来愚弄我们，那我们为什么不能采取某种形式的报复呢？”

伴随贫民窟现象出现的，不仅是经济地位的不平等，阶层的极端分化，贫民窟还给已有的社会问题———如性别歧视———带来了新的挑战。贫民窟垃圾堆中经常可见装着死胎的塑料袋，南非贫民窟母亲靠卖淫养活子女，印度贫民窟母亲则出售自己的器官(贫民窟生存状况之让人心酸之处，不仅是其条件之恶劣，更是相当一部分居民即便在如此条件下，仍牢牢抓住生命本身，直到最后一刻)。作者在讲述中国国企职工下岗问题时，引述了《远东经济评论》分社主任、新闻记者帕梅拉·亚茨科的说法，指出下岗职工中女工占很高的比率，因为“政府预计下岗妇女对社会安全的威胁将比失业男人小”。

有人认为，由于温室效应，未来世界将是一片汪洋大海，今日的高原和山峰成为彼时大大小小的岛屿。也有人认为，那时城市将成为贫民窟的海洋，上面漂浮着隔离到空气的大大小小的富人岛。作者在关于该书的访谈中说道：“富国已经做好了隔离带，我们已经登上了救生艇，把穷人们丢在身后，我们向水中的人们挥手告别，不过，他们可不愿就此消失，他们还在奋力挣扎……”这一融合了两大噩梦元素的比喻，倒更像是个预言。

个案

　　若有若无的绝望

　　“泰利的街角”位于20世纪60年代早期华盛顿内城区一个破败地区，作者艾略特·列堡描绘的街角黑人是一个“介于相对稳定的向上移动的中下阶层工人和被遗弃的人、游民之间”的特殊群体，他们复杂而有限的生活，围绕街角的外卖店展开。

　　主流社会往往对非主流群体拥有众多想象，对待他们的方式也以这些想象为基础。列堡研究的重要意义之一，就在于驳斥了中产阶级对底层的想象和思维定式。中产阶级往往认为，不同的世界观决定了人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差异，中产阶级的“未来取向”致使他们注重财富积累和关系经营，积极谋求教育和自我发展的机会，而底层工人的世界观是“当下取向”，其心理基础是“对延迟满足的无能”，他们工作不积极，心血来潮，行事冲动，没有积累意识，故而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心理上，都没有余存的资源，生活处在不稳定的边缘，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但作者发现，年轻的街角男人对未来有一个相当清晰的图景：除了希望的最终破灭和恐惧的最终实现外，一切都是不确定的，他们能做的最合理的期待就是这些不要来得太快。“所以理查德两天的时间花完了一周的薪水，不是因为他是‘当下取向’的，像动物或孩子一样没有意识到未来或对未来漠不关心。他这样做恰恰是因为他意识到了未来且认为未来全无希望。”美国作家雷蒙德·卡佛小说中的主人公虽处在不稳定的边缘，往往还是有固定工作的蓝领。如果说卡佛的人物看待这个世界的眼中还有若有若无的希望，出现在列堡笔下人物眼中的，则是若有若无的绝望。

　　一旦定下这样的基调，街角黑人的恋爱、友谊、婚姻和亲情都呈现出与中产阶级男性迥然不同的状况。街角男人和中产阶级男性在避孕问题上的态度就截然相反：在那些不期而遇的两性关系中，如果对方是个“好女孩”，中产阶级男性会主动使用避孕套，以免怀孕给对方带来麻烦，而对那些在他们眼中不那么好的女孩则不会这样。街角男人恰好相反，遇到不那么好的女孩，他们主动避孕以免惹上麻烦，而对所谓的“好女孩”，则不怕承担责任。

　　对刚成年的男性而言，结婚生子、成为一家之主，无疑是实现男性价值的重要方面。但事实上，婚姻是一个永远走不出的滑铁卢，他们反复验证自己作为丈夫和父亲的不称职。婚姻必定失败，而维持失败的婚姻意味着维持失败的自我形象。于是他们退回街角，在这里，大家心照不宣地降低标准，弱点神奇地变成优点，彼此又找回了男人的自信。与此同时，婚姻关系的不断结束和不断重建，又使他们的婚姻生活呈现出“接力赛式一夫一妻制”的面貌。

　　更不容乐观的是，街角黑人的生存状况具有“遗传性”：每一代都为下一代提供了角色模板，这并非“文化传递”的结果，而是因为儿子在同一地区，像父亲一样出于同样的原因离开家并独自经历了相同的失败，“那些看起来是动态的、自我维持的文化过程是，至少部分是，一架相对简单的社会机器，它能以相当机械化的方式自主生产出看起来相似的产品。”

　　随着社会变得更加“信息化”，低技术工人遭到进一步排挤，只怕底层社会个人悲剧的产生会愈加“机械化”、“自动化”。黑伦·刘易斯指出，“都市中黑人男性的故事最终是现代城市自身的故事，进而是后现代全球经济的故事。”这个时代也许应该把托尔斯泰的话倒过来说：幸福的人各有各的幸福，不幸的人哪儿都一样。

　　●专题撰文 于玲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