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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得承认自己缺乏一种勇气。
直到观看了电影《山楂树之恋》之后，我才觉得是时候、也是不得不对一本小说，一本名为《寻找知青杨春花》的小说，说点什么了。
事实上，我读这本小说只用了5个夜晚。但在读完小说几个月之后，我一直不敢再去碰它。仿佛就是心里一块隐隐作痛的伤疤。因为小说里的人和事情，重新唤起了我童年里的一段回忆。一段美好、朦胧、而又略带酸苦的回忆。
对于上个世纪5、60年代的人来说，知青生活他们是再熟悉了解不过；对于上个世纪70年代出生于农村的我来说，“知青”只是一段几乎就快要被时光淡忘掉的记忆。但是，因为《寻找知青杨春花》的撞击，这段记忆又顽强地复活，并愈发裎亮和坚硬。“贫穷实在是一件悲哀的事情，但童年时光总是令人难忘的”——或许，小说中的这句话，也就是我对“知青年代”的童年生活，怕疼般不敢回忆和抚摸、因为世俗和虚荣而不敢直面自己的出生及童年的真实写照。
但是，《寻找知青杨春花》仍然真实地再现出，我们童年时期的故乡、单调乏味而杂乱无比的农村生活。衣、食、住、行匮乏或简单，文化生活近乎没有，人们观念介于封闭与突破封闭的边缘，在“一切忠于毛主席”的口号下面有人热血沸腾、有人唯唯诺诺、有人偷鸡摸狗、有人假公济私……“我住的地方是生产队的保管室，是五间盖着茅草的大土房，孤独地矗立在村头的一道山梁上，知青来后就腾出两间作为知青住房。”“吃过晚饭，我们坐在晒坝上聊天，山里的月光特别清亮。”“阿依场很小，房子不多，公社大楼是一幢石墙房子，用白石灰粉刷，在墙面的正中，是一幅巨大的毛主席画像，毛主席戴着红袖章，挥着一双大手，画像旁边是一副标语：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这样在小说中随处可见的白描文字，就像一个憨厚质朴的老农民在向你不紧不慢地讲述，让你感到时光倒流、回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
《寻找知青杨春花》小说中的主场景是“武陵县阿依乡”。本人理解，这个地方应该是作者的故乡、现重庆的彭水县。彭水县位于渝东南，聚居着苗族等少数民族，坐拥阿依河等自然风光，品读《寻找知青杨春花》，也就不知不觉地对当地的风土人情、人文地理进行潜移默化地吸收。
“一见面，他喊我“娇阿依”，我愣着不知是什么意思。龙解放在一旁告诉我，“娇阿依”是当地苗语，“阿依”指美好和幸福，“娇阿依”是指美丽的姑娘。”
“大山的木叶烂成堆，只因小郎不会吹，几时吹得木叶叫哎，只用木叶不用煤。高坡上种荞哪用灰，哥妹相爱哪用媒，要得灰来荞要倒，要得媒来惹是非……”（《木叶情歌》）
“鼓槌拿一对，打进歌场内，麻布洗脸初相会；早晨来得早，露水一条河，打湿丝鞋白裹脚。”（《“扬歌”》）
“叫我唱歌就唱歌，开口唱个牛皮歌；唱个鸡公生鸭蛋，唱个鸟儿头长角；唱个河水倒着流，唱个岩头滚上坡；唱个蚊子扯哈欠，唱个糠壳搓成索……”（《“牛皮歌”》）
“看到太阳下山岭，敲起锣鼓送神灵；有的神灵跨鹤走，有的神灵骑狮行；只有土地无处走，岩板底下且安身……日头下了岩，锣鼓幺了台，今天放工早，明天早点来。”（《送神歌》）……
如是等等，在翻动记忆深处的同时，也让一幅幅色彩斑斓的少数民族风情画，在读者脑海中展现而过。也因为如此，本人才猛然将《寻找知青杨春花》和正红的《山楂树之恋》联想到一起。也许是因为对《寻找知青杨春花》的故事场景过于熟悉，本人固执地认为其时间跨度、时代历史背景、故事发生地风情乃至故事情节，应该都不逊于《山楂树之恋》。
如果是这样，《寻找知青杨春花》要是被搬上电影或电视屏幕，会不会再度敲醒人们尘封已久的心扉，让浮躁、焦虑、心神不宁的现代人们，冷醒而思索点什么？据称，小说作者的最大愿望，也就是能够改编拍摄成电视剧，使“小说丰富的意蕴，强烈的时代感，独特的民俗风情，让人受到感染、产生共鸣”。
在观看电影《山楂树之恋》以后，我对《寻找知青杨春花》改编成电视剧更是充满了信心。如果，重庆市宣传文化部门，和彭水县能够慧眼识珠将《寻找知青杨春花》仔细打磨、深度加工，在其丰厚的时代背景基础上、赋其更为深厚的地域传统文化、风土人情，相信她不仅会是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还能成为彭水县、乃至整个重庆“文化强市”征程中的一张闪亮的“文化名片”！
“这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它纯粹但并不单纯，它是文学作品但完全可以当作历史来读。作品忠实于原生态，将生活的本真过程及隐秘角落还给历史，再现了记忆的真髓，有着生命真实的视觉、听觉、知觉、痛觉和耻感，有着不可忽视的精神容量和社会价值。不论男人还是女人、老年人还是青年人、城里人还是乡下人，都能从中得到大量的、真实的信息，从而嗅出自己人生经历的气味，找到自己曾经的影子，收获一份难得的感动。”（周勇语）
本人将重庆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周勇教授对《寻找知青杨春花》的评价引用为结尾，是想以此呼应文章的标题，“山楂树”之后的“杨春花”，完全有理由更出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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